孙雪梅：公益应从善良走向专业
孙雪梅：公益应从善良走向专业
公益之人，一般始于善良的发心。随着参与程度越来越深，理性和专业就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
2013年6月“女童保护”发起时，最初缘于一群记者的善良，不忍心看到孩子们遭受性侵害。但当记者们站出来，并深入其中时，仅有善良就显得远远不够了。本文将以自己参与“女童保护”为例，回顾从善良到专业的轨迹。
善良也要讲方法
“女童保护”发起之初，首先要确定宗旨与范围。当时有两种声音，一是只要跟女童性侵害有关的事，我们都要管，都要做。二是必须要有个明确定位，才能有清晰目标和工作范围。
也曾在感性与理性中挣扎过。从感性上来说，想帮助每一个被性侵的女孩子，这是我们最原始的善良愿望。但是，能帮助多少女孩子：从生理到心理；从事件发生到事后救助；从身体康复到心理康复；从经济帮助到精神支持……我们的能力能做到那么多吗？做这些事，我们不具备特长和优势，即使疲于奔命，可能也解救不了多少孩子。
最终，理性逐渐占据上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把宗旨定为“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要让每一个适龄孩子（男孩、女孩，我们都要关爱）都能听一堂防性侵知识讲座，让每一个适龄孩子都能读到有关知识手册。于是，逐渐就有了“儿童安全一堂课”的概念和行动。我们既要面对所有的儿童，也要有针对性。
做防性侵知识讲座，首先需要一份权威的教案。对于以记者群体为主的团队而言，在防性侵教育方面并没有任何经验。当时，即使是在全国的教育部门及相关单位，也找不到一份权威、全面的防性侵教案或相关知识。
好在很多知识，就是常识。于是，我们从搜集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资料开始，然后找有关专家对记者进行知识讲座和培训，加强各方面知识的汲取。
“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在辩论与争吵中，中国第一个防性侵教案初稿慢慢成形。现在看来，初稿确实问题多多。不过，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一一解决，形成现在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一整套教案。
记者们刚开始参与时，大多觉得，“不就是告诉小孩子，注意防范，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不要随便让别人碰自己的身体吗？”不过，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女童保护”刚开始试讲时，就给了我们很多教训。
2013年9月5日，“女童保护”第一课在云南大理州漾濞彝族自治县的乡村学校开课。好不容易来到这偏远的学校，我们巴不得把所有知识，都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从来没人跟他们讲过防性侵安全教育常识。加上中国人谈性色变，这些农村孩子们很羞涩，活跃不起来。后来，我们对教案初稿进行了修改，设计增加了更多互动环节，想通过让孩子们参与互动，来增强他们的记忆。
这堂课上，我们还带了《春城晚报》的一名男记者，现场扮演“坏叔叔”，向孩子们讲述曾经采访的一个性侵案例。这个环节，征询专家意见后，第二堂课就去掉了，因为担心讲案例会让孩子们对性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影响今后的生活。
在漾濞一共上了三堂课。第三堂课时，有个小女孩忽然哭了，当时把我吓了一跳。项目启动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应对经验，我当时特别担心小女孩受到侵害。赶紧把她叫到一边，问完才知道，我们在课堂上反反复复提到“爸爸妈妈”，比如：有人要带你出去玩，要跟爸爸妈妈讲；有人尝试触碰你的隐私部位，要告诉爸爸妈妈……而这个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也见不着一次，她因为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所以当场哭了起来。课程结束后，我们就把“爸爸妈妈”改成了“家长”或“你信任的其他大人”。
试讲之初的几个场景，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我们认识到，教案必须字斟句酌进行大修。我们的初心是帮助孩子们，更要避免教案本身给孩子现在或将来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教案修订。
40多轮打磨教案
教案的修订，得到了儿童性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工作学、法学等不同领域多个专家的帮助，在不断试讲的基础上，经过40多轮修改，历经半年多才稳定下来。
参与修订的专家中，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小军，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中科博爱（北京）心理医学研究院公益部主任方若姣，北京性健康研究会理事黄莉莉等人。
专家们站在自己研究的领域立场，逐字逐句给教案“挑刺”，有些专家针对教案的每一句都提出修改意见。我还记得，童小军老师曾经夜里24点还给我们教研部的伙伴权敬回邮件。不同领域的专家意见不同时，往往还需要几个来回的沟通，最终形成共识。
记者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经常是白天采访晚上写稿之后，开始修改教案，或者是重新综合专家意见。经过半年多的打磨，“女童保护”教案大修订可谓脱胎换骨。教案内容主题为“爱护我们的身体”，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一、认识我们的身体；二、如何分辨和防范性侵害；三、遇到性侵害时该怎么办；四、如果遭遇侵害该做什么。
为什么课堂主题不叫“防性侵”，这是为了避免让孩子一想到“性”就认为不好，影响孩子今后的生活。在讲课中，我们也会强调“身边大多数人是好人”。为活跃课堂气氛，避免出现前述云南课堂上互动少的情况，教案修订后，以问题和游戏互动开始，先让大家指身体的不同部位，再引入“隐私部位”概念，即“内衣和裤衩覆盖的地方，是身体的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让人触碰”。我们会在讲课中，邀请男女生分别走到讲台上，指出人体漫画中的隐私部位。
早期还有一个重大的修订。防性侵知识有一个普遍误区，就是告诉孩子“一定要反抗”“高声喊”。但分析诸多性侵案例后发现，在有的场景中，反抗和叫喊会导致施暴者恼羞成怒，或者惊慌失措，进而掐死、闷死孩子的情况。因此，教案修订后，提出遭遇性侵时分“人多和人少”两种类型。
在周围人多时遇到坏人，应该严肃坚定地拒绝，大声说“不要碰我，我不认识你！”而周围人少时或者独处偏僻、封闭环境时，则要冷静应对，机智逃脱，任何情形下生命是第一位的，要看对方是否是试探性侵害，不要因为一时激烈反抗而丢掉性命。
讲师要先过试讲关
随着“女童保护”教案的成熟并在各地推广，全国各地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进来，也有很多人报名要参与一线上课。除女记者外，还有心理咨询师、教师、律师、公务员、全职妈妈等志愿者。
孩子的教育容不得半点差错，也许一时大意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在试讲中，我们亲身体验、深刻理解防性侵教育的严谨性与其后果。所以，志愿者首先要通过“女童保护”组织的模拟课堂试讲，才有可能被派出去给孩子们讲课。
记得有个参加试讲的志愿者，她拿到“女童保护”教案，觉得挺简单。结果，模拟课堂试讲时，对教案进行了一些发挥并添加了一些内容。事后，“女童保护”成员将问题一一点出，并根据专家意见指出这些行为或言语可能会给孩子今后生活带来的具体影响时，这名老师才恍然大悟，当场表态：“要重新备课，严格按照‘女童保护’教案教学”。
也许会有人觉得流程太麻烦了，事实上也确实增加核心工作团队工作量。目前，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利用工作之余组织一次讲师试讲，有的讲师会反复试讲三四次才通过。外地志愿者无法现场试讲的，我们也会要求远程培训之后，进行远程模拟试讲，或将试讲视频发给我们，把关之后再去一线讲课。
举例而言，尽管在“教师培训单元”里已经将诸多教学提示列出来，但还是会有讲师在试讲时，讲到令人气愤的性侵案例；有人会忘记讲“熟人如老师、校长、邻居等也可能带来侵害”，而女童保护项目统计，80%以上性侵儿童案是熟人作案；有人会忘记说“身边大多数人是好人，助人为乐是应该的”；还有人在试讲时用词不准确，站在成年人角度，说一些小孩子无法理解的词语等。
2013年9月24日，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四部门共同发布了《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首先要科学做好预防性侵犯教育。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预防性侵犯教育，提高师生、家长对性侵犯犯罪的认识。提高青少年和儿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知晓什么是性侵犯，遭遇性侵犯后如何寻求他人帮助。
不过，就记者在一线了解的情况看，很多地区有开展此类教育的意愿，但苦于没有一套权威的教案，不知道怎么向孩子们讲课。所以，我们深感做这样一套标准流程的教案、设计标准的教学流程，非常重要。2014年3月3日，“女童保护”通过人民网、中国网、未来网公开了教案，最新修订的版本，也会近期再公开，权且当作抛砖引玉，也希望能给更多教育者提供借鉴。
我们期待有一天，“儿童安全一堂课”能纳入学校常态化教学。学校不仅仅能让孩子们学会“数理化”，也能让他们掌握“防性侵”“防拐卖”“防家庭暴力”等诸多生活常识。